作者 牛琳 王天譯
“鄴城和南京都有‘三國故地、六朝古都’的美譽,南京是三國時期吳的都城,鄴城是魏的都城,南京是‘南六朝’,鄴城是‘北六朝’,兩者均未實現全國范圍的大一統(tǒng),但都歷經多個割據王朝。”談及鄴城(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)的歷史地位,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、鄴城考古隊負責人何利群這樣解讀。
西望太行、東眺齊魯、南通鄭楚、北接幽燕,鄴城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界,位居中原腹地,扼守燕趙南門,素有“天下之腰脊、中原之噤喉”之稱。雖建都于亂世之際,從曹魏至北齊,鄴城始終是中國北方百伎千工薈萃之地、農業(yè)興旺富庶之地和商賈名流云集之地。
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代都城之一,鄴城歷經多個王朝更迭、江山易主,來自不同地區(qū)的文化相互碰撞、互相影響和滲透,逐漸孕育、創(chuàng)造并形成了獨具鄴城特色的歷史文化。“鄴城是都城規(guī)劃肇始地、建安文學發(fā)祥地、佛學弘傳中興地、多元文化碰撞地。”何利群指出,這是經過40年的考古發(fā)現與研究確認的。
鄴城遺址平面布局圖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首座“中軸對稱”的大型都城
40年考古發(fā)掘充分顯示,被中國古都學會認定為“中國古代都城建設之典范”的鄴城,在都城規(guī)劃建設方面有諸多創(chuàng)新。對此,何利群介紹說,比如,鄴城城市規(guī)劃下啟隋唐,但曹魏建造的鄴北城實際上并未直接沿襲秦漢舊制,而是在繼承傳統(tǒng)的基礎上,開創(chuàng)了先規(guī)劃、后建設的城建理念,它是中國城市發(fā)展史上第一座“中軸對稱”的大型都城。
“曹魏鄴北城改變了以往歷代都城缺乏統(tǒng)一規(guī)劃、宮殿衙署分散、道路曲折、交通不便等弊端,在都城建設中實行統(tǒng)一設計,城內建筑嚴格按照南北干道中軸對稱的原則布局,一條東西向大道將城分為南北兩區(qū),南區(qū)主要是平民居住區(qū),單一宮城規(guī)劃于北區(qū)中央,東為官署及王公貴族所居戚里,西為皇家園林。”何利群解釋道。
“從溯源的角度看,曹魏建造的鄴北城,其中軸對稱的城市格局、明確的功能分區(qū)布局,具有劃時代意義。它還是中古時期中國第一個明確實行單一宮城制度的都城。作為先規(guī)劃、后建設的都城,曹魏鄴北城開創(chuàng)了城市規(guī)劃建設的新模式,被中國后世歷代都城所繼承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公元534年,北魏分裂成東魏、西魏,東魏權臣高歡挾持孝靜帝元善見從洛陽遷都鄴城。彼時,已歷時300多年的鄴北城破爛不堪,且據記載“戶四十萬”由洛陽遷至鄴城。為解決安置問題,于是依著鄴北城的南城墻建起了鄴南城(即東魏北齊鄴城之內城),兩城毗連而建、南北銜接,北城的南墻即為南城的北墻,大體呈“日”字型結構,其外圍還有更大規(guī)模的外郭城區(qū)。
據文獻記載,鄴南城“上則憲章前代,下則模寫洛京”,其制度“蓋取洛陽與北鄴”。顯而易見的是,規(guī)模更加宏大的東魏北齊鄴城與曹魏鄴城一脈相承,并融為一體。
鄴城平面布局與中軸線示意圖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“宮城是歷代都城規(guī)劃建設最關鍵的節(jié)點,鄴城最壯觀最輝煌的部分也在宮城區(qū)。”何利群介紹說,2015年起,鄴城考古隊開始對鄴南城的宮城區(qū)進行大規(guī)??碧脚c發(fā)掘。“這進一步確認了,同鄴北城一樣,鄴南城具有明確的南北軸線,以朱明門、朱明門大街、宮城三門、太極殿、昭陽殿等主要宮殿為中軸線,全城的城門、道路、主要建筑等呈嚴格中軸對稱布局,縱橫街道垂直交錯呈棋盤格狀分布。”
有趣的是,相較于鄴北城,鄴南城的龜形城建制頗為獨特。考古勘探顯示,鄴南城城垣東、西、南三面走向為舒緩的曲線,東南、西南兩個拐角呈圓弧狀,證實了鄴南城是文獻記載中的龜形城。這是中國迄今為止考古發(fā)現的最早的龜形城。從軍事角度考量,這種龜形城的軍事防御能力更強。
至此,在中國都城營建史上,由曹魏鄴北城發(fā)軔的中軸對稱制度,其發(fā)展軌跡越來越明晰。何利群表示,曹魏鄴城之后的都城營建,從緊隨其后的魏晉洛陽城到北魏洛陽城,再到東魏北齊鄴城,都繼承了鄴城中軸對稱以及單一宮城、按功能進行分區(qū)這三大特點,它們一脈相承,最后凝結成隋唐長安城。
2018年11月25日,鄴南城宮城區(qū)206號大殿出土的蓮花覆盆檐礎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隋唐長安城堪稱中古時期中國都城建設集大成者,其布局影響了整個東亞地區(qū)的古代都城建設。從北宋的東京城到元大都、明清北京城,都是在隋唐長安城基礎上不斷發(fā)展演變。日本、韓國的都城建設也受到強烈影響,日本的藤原京、平城京(奈良)、平安京(京都),韓國的新羅王京等,都是模仿或參考中國隋唐長安城建設的。
“隋唐長安城規(guī)劃布局的淵源肇始于鄴城。因此,在中古時期都城規(guī)劃建設史上,鄴城(包括曹魏鄴北城和東魏北齊鄴南城)是東亞地區(qū)都城建設的一個里程碑,這是鄴城遺址最顯著的價值,也是鄴城考古4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建安文學的發(fā)祥地
鄴城為人所熟知的,莫過于蜚聲海內外的銅雀三臺。
作為鄴城制高點的三臺,建造之初矗立在西城墻之上,均高八至十丈,其上亭臺樓閣,鱗次櫛比,“巍然崇舉,其高若山”。它既是鄴城的標志性建筑,也是中國古代臺榭建筑的巔峰之作。如今,則是能與1800年前魏武雄風、建安風骨產生直接關聯的地面標志物。
需要澄清的是,《三國演義》里的銅雀臺,是曹操為江南美女“二喬”建造的藏嬌金屋;而現實中的銅雀臺,卻是曹氏父子召集“建安七子”等文人們宴飲答賦的場所,也是歷史典故文姬歸漢、下筆成章、銅雀宴樂的發(fā)生地。千百年后的今天,仍不禁讓人遙想,蔡文姬所作感人肺腑的“胡笳十八拍”,如何在銅雀臺一朝奏響而成千古絕唱。
其時,定都鄴城后,曹操確立“外定武功,內興文學”的政策,鄴下人才匯聚,文風鼎盛,以“三曹”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父子為領袖,孔融等“建安七子”為骨干、包含眾多文人作家的“鄴下文人集團”形成。他們頻頻登臨銅雀臺吟詩作賦,開創(chuàng)繁榮了“建安文學”,鑄就了“建安風骨”,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,被郭沫若稱譽“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”。
從“漢音”到“魏響”,回溯詩人輩出、華章競爽的建安時代,曹操詩慷慨悲涼、氣韻沉雄,表現漢末動亂,有“實錄”“詩史”之譽;其文清峻、通脫,被稱為“改造文章的祖師”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為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,其《典論·論文》為第一篇文學專論。曹植早年創(chuàng)作洋溢著建功立業(yè)的激情,后期詩文抒寫憂思愁情,“骨氣奇高,詞采華茂”,堪當“建安之杰”。“建安七子”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應玚、劉楨在鄴城“憐風月,狎池苑,述恩榮,敘酣宴”,不僅描寫軍國大事,抒發(fā)人生理想,也表現日常情趣,為中國文學史留下多彩的一頁。
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學集團,繁盛時期人數“蓋將百計”。唐代陳子昂嘆“漢魏風骨,晉宋莫傳”,李白有“蓬萊文章建安骨”之句,杜甫稱“詩看子建親”,飽含對那個文學時代的深深敬意。在東漢末年那個特定的歷史環(huán)境下,三曹、七子等鄴下文人一起經歷著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,他們以鄴城為中心,不僅大興武事、運籌千里,更把最敏感的文學觸角延伸到社會底層,關注民眾疾苦,直面社會現實,舍棄崇欲矯情尚媚之風,成就大批不朽之作,開一代文學之先風和典范。
金鳳臺全景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“鄴城不僅是曹操政治、軍事的大本營,也是當時的文化中心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遺憾的是,由于歷史上戰(zhàn)爭頻繁、漳河泛濫,如今,經考古發(fā)掘確認,銅雀臺地表僅存東南一角,高度約5米。因有藏冰的井而得名的冰井臺,則已被漳河全部沖毀,目前經考古勘探確認了其遺址范圍,但地面以上已無建筑遺存。三臺中保存最好的是金鳳臺,地表上現存臺高12米、南北長120米、東西寬71米。這也是鄴城遺址地表之上碩果僅存的幾處遺跡之一,亦是中國三國時期極其罕見的高臺建筑遺存。
銅雀臺出土螭首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1986年,鄴城考古隊曾對銅雀臺遺址進行考古發(fā)掘,出土一件體量可觀的青石螭首。這件螭首高0.49米、長1.92米,前半部微上翹,眉目雕刻夸張精美。“如此巨大的器型,可見銅雀臺曾經的雄偉壯麗。”何利群說。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,這件螭首在日本參加“大三國志展”,總參觀人數達百萬之眾,開創(chuàng)了中國文物展覽在日本展出觀眾最多的紀錄。
多個佛教宗派的發(fā)端和緣起地
鄴城還擁有一個響亮的“名頭”——中古時期“中國佛都”。
據文獻記載,鄴城是佛教東傳重鎮(zhèn)之一。鄴下佛教初興于公元4世紀前葉的十六國后趙時期,歷經北魏的發(fā)展,鼎盛于公元6世紀中期的東魏北齊時期,是北方地區(qū)繼大同、洛陽之后的佛教文化中心。
歷史上,鄴城曾孕育眾多名僧、佛壇領袖。后趙時期,西域高僧佛圖澄就在中原北方地區(qū)弘揚佛法,并得到后趙皇室的極度尊崇。其時,佛圖澄常隨弟子數以百計,前后門徒超過萬人,竺佛調等數十高僧不遠萬里從天竺、康居(注:古西域國名)追隨聞法,海內名僧釋道安等也跨關渡河前來受教。
公元534年,東魏遷都鄴城,洛陽城內僧尼均隨同入鄴,鄴下佛教由此大盛?!堵尻栫焖{記》載,“暨永熙多難,皇輿遷鄴,諸寺僧尼亦與時徙。”正是由于大量中印高僧的東遷,中原佛教中心由洛陽轉向了鄴城。
至北齊之初,鄴下佛學達到全盛?!独m(xù)高僧傳》載,“屬高齊之盛,佛教中興。都下大寺,略計四千。見住僧尼,僅將八萬。講席相距,二百有余。在眾常聽,出過一萬。故宇內英杰,咸歸厥邦。”西域高僧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、那連提離耶舍,中土名僧慧光、法上、道憑、僧達、靈裕、慧遠等先后在鄴城譯經注疏、講經說法。小乘之毗曇、成實,大乘之地論、華嚴、般若、法華、凈土、涅槃以及禪、律等佛學思想在此融會貫通。
2012年1月15日,鄴城遺址東郭區(qū)佛教造像埋藏坑遺跡發(fā)掘現場。(資料圖)鄴城考古隊供圖
隨后的建德法難,令鄴城佛教遭受重創(chuàng)。建德六年(公元577年),北周武帝進兵北齊,攻占鄴都,將滅佛運動推行至其統(tǒng)治全境,天下寺院4萬余所,盡賜王公貴宦充作宅第,勒令僧徒還俗近300萬人,并焚毀經像,沒收寺院財物。
由此,鄴城僧眾流散到全國各地,卻也使得鄴城佛教隨之傳播擴散,佛學思想在更廣的范圍內遍地開花。南北朝佛學之異趣,誠如湯用彤所言:“南方偏尚玄學義理,上承魏晉以來之系統(tǒng)。北方重在宗教行為,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。”
2012年1月11日,鄴城遺址東郭區(qū)佛教造像埋藏坑發(fā)掘出土的佛首。(資料圖)鄴城考古隊供圖
“隋唐的佛教宗派中,至少有七八個宗派發(fā)端或緣起于鄴城。”何利群表示,鄴城佛教雖終止于周武滅法、楊堅毀城,但其佛學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地論、華嚴、法華、凈土、禪、律諸宗及三階教中,形滅神在,傳承有序。
東西文化的交融碰撞地
地處南北交通要道的鄴城,歷史上亦是東西文化交流通道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(jié)點。尤其東漢以來,陸續(xù)移居鄴城的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少數民族越來越多,他們在鄴城形成了參與民族數量眾多、規(guī)模宏大、影響深遠的一次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大融合。
“這種民族融合,由‘多元’到‘一體’,為隋唐的統(tǒng)一創(chuàng)造了條件,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(fā)展。”何利群表示。
鄴城遺址東郭區(qū)出土的北齊覆缽塔。鄴城考古隊供圖
作為公元3世紀至6世紀中原北方地區(qū)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宗教中心,鄴城成為當時文化碰撞、民族融合的交匯點。而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、繁榮,鄴城在政治制度、都城規(guī)劃、文化藝術、建筑雕塑等方面不僅同西域地區(qū)存在廣泛交流,同時對東方的日本、朝鮮半島也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。
對于人類文明而言,鄴城既有西來的影子,又有中原漢文化反哺交融的面貌,它吸收了幾大古老文明的養(yǎng)料,吐納之間,形成獨特的鄴城文化,進而又影響和滋養(yǎng)到更為深遠的區(qū)域。(完)